法理随笔

       新冠疫情三年了快，截至目前，我们应对的方式还是始终未变：封闭管控，通过反复的核酸检测将感染者筛选出来，集中隔离治疗，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经济活动，核酸检测的频次之高，可能会有人会将其与受刑相比，若不是疫情，封控区的人们的自由度，较之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都远远不如。

        综合全球疫情情况，何时能结束疫情，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目前来看不得而知。不过，这个病毒似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凭你多么严格的防疫应对，总不免发生感染，然后隔离，受刑般的检测，配合，甚至因此，个人权利会遭受频繁的，随意的侵犯。个人感觉：在防疫应对上，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三年以来，应对疫情的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证明。当然，在没有更加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发明或发现以前，相信当前的疫情应对方法也不会有根本改变，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还是要面临风险，人们也还是要继续忍受堪比上刑的各种应对活动，比如高频次的核酸检测，足不出户的居家静止。

        说到上刑，似乎夸张了点，这不由让我想起刑讯逼供的问题来。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自古都有刑讯逼供的，这是合法的。可是直到现代社会，为什么刑讯逼供越来越少了呢？甚至人们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表态要禁止呢？这是因为人们的人权观念进步了么，或者说文明程度更高了，突然意识到刑讯逼供是野蛮的，不可接受的了？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如果把现有的科技手段，诸如电子监控，指纹采集鉴定技术，DNA比对技术，大数据筛查技术等等业经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各种科技手段都抛开不要，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还是会重新启用刑讯逼供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破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没有这些科技手段协助破案，我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嫌疑人的口供。换言之，古代之所以共识中包括刑讯逼供，更多的原因是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够，无法通过更多的科技手段破案。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刑侦手段的不断进步，破案的手段和方法不断的改进，刑讯逼供才逐渐从我们社会中退出去的。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其实是广泛的深刻的。

       与之类似，在我们发明或发现更加高效的应对疫情方式、方法之前，我们只能忍受来自病毒的，类似刑讯逼供般的“折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前的防疫应对在未来是不是会有所改观，这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

       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道理都很简单，大家只要细品，都不难想到、明白。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是传统，习惯，甚至是偏见，无法通过简单和有效的方式、思路，去思考那些简单却很重要的事情。

       再比如说，古代最高司法机关，我们叫大理寺。现在很多人感觉像是寺庙的名字，奇怪为啥不叫最高法院或者之类的名字，更好听。其实不然，所谓大理寺，字面意思就是讲大道理的地方。换言之，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他的职能是供人们在此讲大道理的地方，不是讲人们之间鸡毛蒜皮的小道理的地方。什么是小道理，类似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那些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这都是小道理。何为大道理？实际上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事关整体利益，全局谋划的道理。这说的其实也是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河南闹荒灾，老百姓饿死了，省主席李培基去求蒋鼎文，要求免去军粮以救万民于水火。可蒋鼎文说的话，让我心灵震撼：河南人都饿死了，中国还是中国；可是当兵的要饿死了，我们就要亡国。大家不要觉得是蒋鼎文太混蛋，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大道理”，可能不好说出口，至少是默认了的。朱元璋临死前，为什么要把跟他一起大江山的功臣名将杀光，不惜南京城血流成河。不要以为朱元璋没有同情心，也不是他不懂得感恩，什么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他知道战乱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不把这些手握重兵、有勇有谋的功臣杀光，在他死后，这个国家就很可能重新陷入战乱。只有全部杀光，他儿子、孙子才能安稳掌控中央政权。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是要在临死前杀光功臣的，这也是大道理。不是因为功臣名将有什么过错，或者是犯了什么死罪，而是这个社会需要他们去死，这事关江山永固，百姓福祉。诸如此类，都是大道理。凡是能闹到大理寺的司法案件，也都是要秉持类似大道理审查、判决、处理的。